中国海外发展融资项目使非洲受援地区夜间灯光亮度提升5%，邻近地区还有10%-15%的溢出增长——而世界银行项目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波士顿大学这份政策简报基于因果识别方法，实证验证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增长联结”的独特机制，揭示了需求驱动、耐心资本和比较优势匹配如何产生超越传统援助模式的增长效应。

自约1760年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经济发展始终伴随结构性转型这一主线。以中国为例，直至1984年，中国出口商品中仍有一半为石油、煤炭、食品和牲畜等原材料，结构与今日非洲许多低收入国家相似。经过47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从农业经济体跃升为制造业强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157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13,303美元。Lin和Wang（2017）将南南发展合作视为“共同学习与协同转型”的过程，并把中国与全球南方比喻为“攀登同一座结构性转型之山的队友”。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GDP Center）的这份政策简报系统回顾了基于因果识别方法的影响评估研究，发现中国海外经济活动与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确、正向且统计显著的关系。

在国家层面，Dreher等（2021）发现中国发展融资对非洲经济增长（以人均GDP衡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世界银行贷款未表现出这种效应。Xiong等（2023）的研究同样表明，中国贷款显著促进了借款国经济增长，而世界银行和美国的贷款均未显示出这一效应；他们甚至观察到，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与债务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在次国家区域层面，Dreher等（2022）以夜间灯光强度为区域发展代理变量，发现中国发展项目显著带动了非洲区域发展，而世界银行项目的估计增长效应仅约为前者的三分之一。Wang和Xu（2025）发现，只要某个二级行政区（相当于市镇）内有一个中国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就与该地区夜间灯光亮度提高5%相关，邻近地区还会出现10%-15%的增长（图1）。Bluhm等（2025）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带动了偏远地区的经济增长。

中国发展融资模式的独特性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需求驱动与快速响应——大量中国出资的海外项目源自受援国政府的主动请求，相较于依赖严格事前筛选的传统债权人，中国的项目选择更为灵活、附加条件更少。2020年以来，中国对拉美的大部分发展融资已通过当地开发银行落地，进一步增强了受援国自主权。第二，耐心资本——中国提供的投资期限更长、对短期财务回报要求更低，尤其契合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第三，比较优势匹配——中国依托自身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缓解瓶颈，同时把资金投向与东道国资源禀赋和显性比较优势相匹配的行业。Lin和Wang（2024）发现，共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可使出口商价值提升约25%并降低运输成本。

尽管中国对增长的积极贡献几乎已成共识，但近期文献对其能否带动发展中经济体结构性转型的判断并不一致。积极面：Wang和Xu（2022）发现，在2000年至2017年间由中国出资并建成的非洲基础设施项目中，有78%瞄准并缓解了非洲的发展瓶颈；中国发展融资增强了受援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能力。挑战面：Owusu等（2025）发现中国直接投资显著推高了非洲制造业的工业碳排放；中国出口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产品形成了竞争压力，压低了其工业部门的就业和增加值。报告提出三项建议：第一，通过创新金融工具（股权投资、熊猫债、点心债）重振发展融资，应对援助疲劳；第二，优化南南合作，为低收入国家留出结构性转型空间；第三，聚焦全价值链方法，推动绿色技术扩散和产业转移，使合作伙伴能够推进自身的结构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