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承诺停止为新的海外燃煤电厂提供融资，非洲国家自中国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在过去12个月激增60%，共建“一带一路”正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迈入绿色与数字产业协同发展的新阶段。波士顿大学这份报告分析了绿色“一带一路”的政策演进、清洁能源合作的供需驱动，以及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中的独特角色。

中国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策布局持续推进。2017年，中国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2022年，中国进一步出台《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细化了绿色基础设施、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方向。2021年，中国政府宣布停止为新的海外燃煤电厂提供融资，这一承诺标志着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结构性转向。Calabrese（2025）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已迈入新阶段，正越来越聚焦于与东道国共同发展绿色和数字产业，涵盖可再生能源、电池工厂、数字基础设施和绿色金融等方向。发展合作更具市场化特征，也更强调技术驱动。

绿色“一带一路”的发展受到供给与需求两端的共同驱动。在供给端，中国如今已是全球清洁能源制造和投资的主要参与者，在主要清洁能源行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平均份额超过50%（BloombergNEF，2025），全球投资规模也居首位（REN21，2025）。从太阳能电池板到锂离子电池、从电动汽车到风力发电机组，中国企业在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中占据关键位置。在需求端，全球南方国家对清洁能源产品和技术存在强烈需求。Jones（2025）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的过去12个月里，非洲国家自中国进口太阳能电池板激增60%。这一增长既反映了非洲国家提高清洁能源发电占比的承诺（Majid，2025），也体现了中国清洁能源产品在成本和技术上的竞争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合作的扩大，正在将供给侧的比较优势与需求侧的刚性需求有效对接。

绿色“一带一路”的实施依赖于融资工具的持续创新。报告建议通过以人民币计价的工具——如熊猫债（Wang和Zhai，2025）、点心债以及自贸区离岸债券——为动员气候融资、推动中国绿色技术向全球南方转移提供可行渠道，进而支持其走向可持续发展（Ma和Kidney，2025）。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公共开发银行也可加大对跨境发展项目的支持，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绿色与可持续投资提供耐心资本。股权投资可以动员政府、金融机构和私营企业共同为发展项目提供资金，在减少援助依赖的同时提升透明度、问责水平、治理效率和公共资产管理质量。这些工具创新有助于将绿色“一带一路”从政策承诺转化为实际的资金流动和项目落地。

绿色“一带一路”的政策影响正在多个层面显现。在经济层面，中国清洁能源投资和技术扩散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低碳发展的可行路径。在环境层面，停止海外煤电融资的承诺有望减少全球南方国家的碳排放轨迹。在地缘政治层面，绿色“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然而，挑战同样存在。Owusu等（2025）的研究提示，即使是绿色投资，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影响也需要更严格的环境监管来对冲。报告建议中国采取“全价值链”方法推动绿色结构性转型——以国家需求为导向转移农业和低碳技术、扩散数字技术，并推动产业升级。随着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出现新的不确定性，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中的角色将更加关键。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结构性转型的经验，把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转型作为结构变迁的新动力（UNCTAD，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