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包工头”在工地猝死，能否被认定为工伤？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在用人单位所在地为员工缴纳了工伤保险，员工在用工单位所在地发生工伤，社保中心能否拒绝支付？一名船员获得了雇主责任险理赔款后，还能不能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这些问题在2026版汇编收录的24个典型判例中各有答案。本文梳理其中最富争议性的裁判逻辑。

指导案例191号（刘彩丽案）是近年来最具突破性的裁判。建安公司将工程违法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梁某某，梁某某在工地出租屋内突发疾病死亡。英德市人社局认定视同工亡，英德市政府复议撤销，一、二审法院均支持市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判决：建安公司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最高法的核心理由是：建设工程领域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违法转包、分包项目上因工伤亡职工的工伤保险责任，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而“包工头”作为劳动者同样处于违法转包、分包利益链条的最末端，不应被排除在工伤保险范围之外。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符合“应保尽保”的制度立法目的——不能因其违法承揽工程而否定其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

袁志案展示了责任主体扩张的边界。甲公司作为业主将玻璃门窗安装项目以加工承揽合同形式发包给自然人袁乙，袁乙雇佣的焊工袁甲在作业中受伤。遂宁市人社局适用人社部意见（三）第七条认定甲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但遂宁市政府和法院均认定：甲公司属于“发包方”而非“承包单位”，涉案合同属于加工承揽而非建设工程承包，不适用违法转包、分包的规则。
最高法在再审审查中指出，一审法院对《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仅限于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的理解过于狭隘，但同时确认了本案不适用违法发包规则的具体结论——关键区别在于合同性质（加工承揽 vs 建设工程承包）和发包方身份（业主 vs 承包单位）。

劳务派遣跨地区参保问题是郑某案的核心争议。郑某与青岛某人力资源公司温州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派遣至山东某船厂，公司在温州为其缴纳工伤保险。郑某在山东发生工伤并被认定为工伤后，乐清市社保中心以“未在用工单位所在地参保”为由拒绝支付待遇。一审、二审法院支持社保中心，认为跨区域劳务派遣应在用工单位所在地参保。
浙江省高院再审改判：社保中心应予支付。再审法院指出，虽然《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劳务派遣暂行规定》要求异地劳务派遣应在用工单位所在地参保，但这些是管理性规定，不能推导出“违规参保即不支付待遇”的结论。郑某已在乐清参保并被认定为工伤，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支付条件，将企业违规的责任转嫁至劳动者违反“法律不强人所难”的原则。
这一裁判在劳务派遣行业产生广泛影响，强化了“已参保即应享受”的基本逻辑。但同时也提示劳务派遣单位：未在用工单位所在地参保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且社保经办机构在实践中仍可能以各种理由拖延支付。

郭科伟案涉及雇主责任险与工伤保险待遇的关系。鸿翔公司未为郭科伟缴纳工伤保险，但投保了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雇主责任险），保险公司向郭科伟支付了36万元理赔款。郭科伟主张该理赔款属于人身保险赔偿，鸿翔公司仍需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最高法认定：该保险的被保险人是鸿翔公司而非郭科伟，保险公司支付系代付行为，属于雇主责任险。鸿翔公司使用该理赔款向郭科伟支付了双方约定的40万元工伤赔偿后已履行支付义务。关键区分在于：雇主责任险的受益人是雇主，保险赔偿用于填补雇主的赔偿支出；而以雇员为被保险人人身意外险，雇员在获得保险赔付后仍可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两者性质不同、可以兼得。

朱某一案中，职工朱某二在单位厂区宿舍居住、无职工食堂。下班后外出买菜途中在单位门口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兴化市人社局认为“下班行为已完成、外出买菜是下班后的独立行为”不予认定工伤。江苏省高院再审认定：朱某二满足生活需求所必须的宿舍与车间同位于厂区内，外出买菜属于从事日常工作生活所需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内的下班途中。
马克意案形成对比：职工下班后先回宿舍再外出用餐发生事故，法院认定为不属于上下班途中——关键区别在于“是否已经完成下班行为”。两案对比显示，认定“下班途中”的核心标准是：以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若先完成了“下班（到达居住地）”行为，再外出从事其他活动，则不再属于上下班途中。

岳某案集中体现了“48小时条款”的裁判困境。职工黄某在48小时内被评估为脑死亡状态，但医院继续维持生命体征至4天后宣告死亡。家属主张以脑死亡时间认定死亡，法院坚持依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的时间，认为我国尚未对脑死亡进行立法，不宜在工伤认定中自行选择死亡时间认定标准。
法院同时表达了同情——“对黄某家属发扬大爱无疆的精神同意器官捐献的善举深感敬意”，但“囿于法律规定的严肃性，对其工伤认定的诉求实难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