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国家正由人工智能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向场景供给者、制度探索者与议题推动者——在防灾减灾、医疗卫生、农业治理等领域形成以发展为导向的实践样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与复旦大学联合发布的这份报告，系统分析了全球南方在AI治理中的角色转型、核心诉求与结构性约束。核心判断清晰而有力：全球南方推动AI治理从“风险优先”转向“安全-发展”双目标平衡，能力建设与国际规则协同是破局关键。

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浪潮中不再被动顺应既有的外部规则，而是依托本土丰富的应用生态与多元的现实诉求，日益成为人工智能前沿规范的孵化阵地与议题引领力量。南方国家在教育、医疗、农业、灾害预警、社会救助等领域形成大量可验证的应用场景，为“可解释、可问责、可持续”的治理框架提供现实检验。在数字化转型中更强调发展导向与普惠目标，把“数字鸿沟、能力建设、公共利益、技术可得性”纳入AI治理的核心议程。

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MAZU）”已向吉布提、蒙古国交付，并自2025年1月起在亚洲、非洲及大洋洲35个国家和地区试用。第31批援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引入骨科AI辅助仪器、手术机器人等技术与当地医生共同探索适应本地条件的操作规范。新加坡AI Singapore推动的SEA-LION计划面向多种东南亚语言进行预训练与指令微调，通过轻量化与量化版本降低部署门槛。

全球南方国家亟需构建适配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基本法与配套规制，系统覆盖数据治理、算法问责、公共采购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领域。强调以发展与普惠为导向，将数字鸿沟、能力建设与技术可得性纳入核心议程，推动全球规则由“风险优先”向“安全-发展”双目标平衡转型。

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多项决议：2023年10月《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发展、安全、治理提出十一项主张；2024年7月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2025年9月提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聚焦民生福祉、科技进步、产业应用、文化繁荣、人才培养五大方向。2025年7月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定位为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

部分发达国家凭借在高端芯片、核心算法与算力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垄断地位，通过出口管制、技术限制与市场壁垒等手段维护自身技术霸权。美国与欧盟等相继出台针对AI核心硬件、精密制造设备与关键软件的限制性政策，导致全球南方国家算力供给严重不足，无法支撑大模型训练与治理工具自主研发。以GPT、Gemini为代表的主流闭源模型对南方国家采取差异化限制、提高定价甚至暂停服务，直接冲击数字经济运行与公共服务稳定性。

发达国家通过主导国际机制与技术联盟，将自身标准与治理理念外推，在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与伦理审查等领域设置高门槛，忽视南方发展阶段与基础条件。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优势推动自身技术标准成为全球默认规范，导致南方国家不得不被动适配外部规则，本土治理理念与制度实践空间持续收缩。

区域内部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中心城市，偏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多数南方国家法律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在数据安全、算法公平与隐私保护等方面存在制度空白。兼具技术认知、法律素养与治理经验的复合型监管人才极度稀缺，形成制度存在与执行能力之间的显著落差。

以安全底线为前提，将普惠发展、就业影响、公共服务可及性与语言文化多样性纳入核心目标，形成分级分类、比例适当的监管模式。依托“一带一路”与金砖合作机制弥合基础设施、产业与规则层面的结构性差距，推动治理逻辑由“风险优先”转向“安全-发展”协同。根据应用场景与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将人工智能划分为普通、重点与高风险类别。将发展权确立为优先导向，使制度设计服务于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关注就业结构变化，完善技能培训与转型支持机制，强化文化适配要求。

围绕关键环节推动制度模块化与技术工具化，将原则性共识转化为可执行的流程、清单与指标。通过深化产学研协同，重点培养兼具技术能力与治理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依托南南合作与多边培训强化跨境能力共享。同步构建轻量化算法审计工具、数据安全监测系统与AI影响评估模板，降低治理门槛。依托多边机制系统整合治理规则模板、风险评估清单、合规审计流程与技术标准指南，构建统一的人工智能治理“工具箱”。

通过构建跨区域对话平台与联合研究网络，推动基础标准与治理框架的互认互通；完善算力、数据与开源工具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在多边场域形成更具凝聚力的共同立场。依托多边与区域机制建立常态化对话平台与联合研究网络，围绕多语言应用、农业与灾害预警等重点领域形成共识性治理方案。围绕算力短缺、数据薄弱与模型能力不足等瓶颈构建资源共享机制，包括区域算力平台、数据共享联盟与开源工具体系。在联合国、G20及金砖等多边平台加强政策协调与立场整合，推动将发展权与能力建设纳入核心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