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生物多样性公约》倡导系列研究报告-面向“昆明目标”时代的中国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45页）.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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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生物多样性提供国际发展援助的两大原因是生物多样性的公共产品属性，及生物多样性资源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分布的不平衡。首先，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主要是公共产品，其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且没有明确界定的财产权(IUCN,2012)。此外，虽然当前生态环境及生物基因资源被旅游、医药等行业赋予了商业价值，但由于投资回收时间长，商业资金往往不会介入从源头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工作。以上特性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几乎没有私人商业投资，因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其次，在全球尺度上，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实际承担着更艰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任务。

2、同时，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往往伴随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短期内存在突出矛盾。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得财政资金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技术支持往往超出发展中国家的承受能力。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供给和需求出现空间错配，需要财政资金的跨国转移、协调和分配。国际援助作为一种国家主导行为，具备政治和经济双重属性。从经济学角度理解援助，即是商品、服务、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无偿或低偿的跨国转移。对外援助应当投入公共产品属性更强的领域，而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生物多样性正符合这一特征。(一)生物多样性援助生物多样性国际援助

3、是调节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的重要途径，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资金来源，援助方政府通过多边以及双边渠道向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国际财政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援助，被 OECD 官方定义为“旨在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方面的国际发展援助的援助”。其具体形式包括促进公约目标的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物种或遗传资源或公平公正地分享生物遗传多样性所带来的惠益。生物多样性援助活动可通过就地保护、迁地保护或弥补现有的环境损害来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及遗传多样性，增强生态系统韧性;可通过机构建设、能力建设、加强监管和政策框架或研究，将

4、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问题纳入受援国的发展目标和经济决策中;同时，生物多样性援助活动象征着发展中国家为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而作出的努力。国际环保合作可追溯至 1972 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但直到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 环境与发展两大主题才在多边平台上联系到一起，环境发展合作第一次在全球政策层面获得真正的推动。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拉姆萨尔湿地公约(The Ramsar Convention)、世界遗产公约(WHC)、国际贸易公约(ITT)、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公约(CITES)、养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CMS)、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开始建立全球性条约维护生

5、物多样性，到本世纪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CPB)、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条约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约束和贡献。其中与生物多样性援助直接相关的国际多边协定主要是历次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大会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对生物多样性国际援助议程的推动，主要基于国际社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不同立场和责任逐步达成共识。1992 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探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发展议题中的不同立场。其中，发

6、展中国家强调保护环境不可以限制发展为代价，环境问题需要通过改变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实质性的经济结构改革和资金、技术转移来实现。虽然里约大会未能就平衡环保与发展、强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源和技术转移等争议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但会上宣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对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原则起到了指导作用，其中表明：“发达国家承认，鉴于他们的社会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他们掌握的技术和财政资源，他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负有责任”。此后，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开始对环境和气候领域国际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