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碳中和经济学——中国清洁能源技术革新（76页）.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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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国际贸易因素调整，约13%的中国碳排放来自向全球其他国家的净出口(若以毛出口计，则为20%左右).官方统计的碳排放数据(本报告使用的数据)通常是一个国家境内发生的碳排放量，称为 “境内排放”。然而这带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直接排放较少的国家可能因该地区消费的产品而成为碳排放的净进口国。相反，中国等国家往往是碳排放的净出口方(参见我们亚洲宏观经济分析团队的分析)，其生产商品的碳排放量高于国内产品消费的碳排放量。因此，为了能够估测各国与“消费”相关的碳排放，需要计入国际贸易因素进行调整(国际贸易货物自身涉及的碳排放)。我们在本报告中参考的两项研究均试图量化分析国际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使用跨国货物输

2、入输出表，追踪货物的国际贸易情况)，包括经合组织发表的工作论文2 以及“Our World in Data”数据库3。两项研究的结果大体一致，表明中国净出口碳排放占比约为13%左右(2018年)，而且过去几年基本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图表 130)。中国是碳排放净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位列俄罗斯之后。若以毛出口(而非净出口)计算，出口碳排放量达到中国碳排放的20%左右。.100美元/吨二氧化碳的全球碳边境调节税可能给中国每年增加高达2,400亿美元的成本在本报告中，我们试图分析对中国出口实施碳边境调节税的潜在意义，以及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为了进行分析，我们认为中国毛出口(而非净贸易)碳排放是

3、更适用的指标，并假设2019年毛出口仍占全国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20%左右(与上文所述根据经合组织工作论文得出的比例一致)。这意味着2019年约有24 Gt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与中国毛出口相关。应用不同的碳价并假设与进口国本土产品碳含量的不同差异水平，我们可以估测与中国的全球毛出口碳排放相关的总成本。如图表 134所示，100美元/吨二氧化碳的碳税可能每年会带来高达2,400亿美元的成本，具体取决于中国出口和进口国本土产品之间的碳强度差异。 这一方法和分析在我们考量中国对欧盟出口时尤其具有参考意义，因为目前欧盟提出了实施碳边境调节税机制的计划。我们估测，如果应用100美元/吨二氧化碳的碳税并假设欧

4、盟产品净零碳排放，那么欧盟碳边境调节税给中国对欧盟毛出口带来的年成本可能高达350亿美元。我们估测，欧盟本土生产产品和中国出口产品的碳强度差异接近40-50%左右(完全取决于这两个地区工业生产过程的能源强度差异，并且基本符合煤炭与天然气之间的碳强度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估算成本将降至每年约150亿美元。为了评估欧盟实施碳边境调节税的潜在影响，我们以中国向欧盟的钢铁出口为例展开分析。碳税将对钢铁出口价格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取决于欧盟自产钢铁产品与进口自中国的钢铁产品的碳排放强度差异。若以燃煤高炉-转炉(BF-BOF)工艺下的碳排放强度(2.1吨二氧化碳当量/吨钢铁)作为当前中国产钢铁产品的碳排

5、放强度，并与天然气DRI-EAF(直接还原铁-电弧炉，采用电网供电)工艺下的欧盟产钢铁产品的平均碳排放强度(1.1吨二氧化碳当量/吨钢铁)相比较，我们可以基于碳排放强度的差异得出钢铁产品出口的新增成本。如图表 136所示，100美元/吨二氧化碳的碳税将导致中国钢铁产品出口的成本增加约100美元/吨钢铁。或者，如果欧盟生产的普通钢铁产品依赖于净零碳排放电力，则天然气DRI-EAF工艺的碳排放强度将为0.6吨二氧化碳/吨钢铁，意味着 图表 137所示的中国出口钢铁产品的价格将上升150美元/吨。假设钢铁价格为500美元/吨，则这一价格涨幅相当于中国钢铁出口的成本上升约30%。中国政府实现2030年

6、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需要整个社会和经济体系作出根本性变革，而金融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重要金融媒介，银行是中国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最主要金融机构。尽管银行在积极响应全国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面临机遇，但也需要应对一些挑战。2021年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提出重点工作时，将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决策部署放在了重要位置，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据我们所知，这是央行首次将碳排放议题与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一道列入重点工作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