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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资源安全直接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和居民日常饮水安全。从供水结构来看,2019 年我国供水总量 6021.2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占 82.8%,地下水源供水量占15.5%。长期以来,我国在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对水资源保护重视不够,造成江河湖泊水质恶化和地下水污染严重。从用水结构来看,我国农业用水占比最高,占用水总量的61.2%,存在农业水资源短缺、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全国 70%以上的种植业产品来自于灌溉耕地,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将直接关系到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水资源开发利用困境推动水权交易产生水资源稀缺产生的水资源供需矛盾是我国水权交易产生的主要推动因素。我国区域性水资源供需矛盾广
2、泛存在,最早的水权转让实践正是发生在这些地方。随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三条红线”的深入实施,“制度性缺水”造成的区域性水资源供需矛盾将不断凸显,成为丰水地区开展水权交易的动力。深圳、东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用水总量已接近总量控制红线,当地市政府多次提出通过向其他地方(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具有富余水指标,二者间水资源利用效益差异显著)购买水权的方式新增指标。不同用途之间的水资源利用效益存在差异,是我国水权交易产生的另一项推动因素。我国具有丰富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实践,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差异的各种情况广泛具备。一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效率和效益存在差异。二是农业内部之间的效率和效益存在差异。土地集约化、专业化利用过程伴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通过发展节水灌溉、集中灌溉等,水资源利用的效益和效率将会显著提升,使得分散小户向集中大户转让水权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