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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本文使用两种方法对转移效应进行衡量。首先,本文借鉴马述忠和陈颖(2010)、 张为付和杜运苏(2011)等学者的研究,将一国进口隐含碳与出口隐含碳之差(进口隐含碳减去出口隐含碳)定义为一国转移的碳排放。该值为正,说明:国内消耗的碳排放比国内生产消耗的碳排放要多,即通过贸易将国内碳排放转移到了其他国家。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国行业出口市场年份”四维数据中,我们既不能“剥离”某行业进口中间品用于该行业出口和国内销售部分,更不能“追溯”该部分隐含碳的出口市场“轨迹”。因此,要实现出口隐含碳和进口隐含碳的有效对接,只能运用“本国年份”两维数据,这也与上文学者的研究一致;其次,本文借鉴彭水军等(20
2、15)的研究,选择国外碳排放占出口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作为碳转移效应的检验指标。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领先国家,将碳排放强度高的生产环节递延至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国家,即以进口其他国家中间品的方式“避免”本国的碳排放,进而实现了碳排放的国外转移。出口碳排放中来源于国外的碳排放比例越高,其碳转移效应越明显。中介效应模型在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温忠麟等,2005;Hao et al., 2015),近年来,开始逐渐应用于经济学领域,但具体到本文研究,囿于数据可获性,中介变量的数据维度与被解释变量并不一致,因而在中介效用模型第一阶段无法得到准确的回归结果,本文退而求其次,通过引入交互项的方式对影响机制进行考察(Law et al., 2017;孙永强和巫和懋,2012;甄红线等,2015)。估计结果如下表 3 所示,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与要素配置效率、技术进步率和转移效应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可以通过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技术进步率和促进碳转移三条途径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