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增值税征管与企业排污：一个多维度国家治理能力的视角（19页）.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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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度增加的唯一路径，也未必是主要路径。无论是部门独立决策，或基于既定的社会发展目标开展协同的治理决策，都有可能使得税收和环保部门同时强化监管努力。因此，税收强度和企业排污之间的正向关联更可能是企业基于自身成本最小化的考量，选择在两种合规成本之间权衡取舍的产物。四、数据与变量模型的核心结论是 3.2 节中的方程(5)和(6)，其结果显示税收征管力度对于污染排放的一阶影响大于等于 0。在考虑了部门的决策和互动后，该一阶影响的符号取决于部门风险态度和跨部门边际效应。因为风险态度不可观测，最终上述维度的政策互动仍需通过数据实证检验。利用各种公开数据资料，我们构建了一个城市层面污染物排放强度和工业企业增

2、值税缴纳强度的面板数据集。为了使样本中的城市具有可比性，我们删去了所有的直辖市样本。在剔除了缺失值后，我们得到了 260 个地级市跨越 2003-2013 年共 11 年的面板数据，用于回归的样本共计 2860 个观测值。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废水等工业污染物排放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主要采用单位工业产值对应的工业污染物排放量来衡量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模型的结论中，税收强度的提高直接引起的是企业超标排放力度的增强。在官方统计数据中，无法区分超标与合规排放的污染物。所谓超标，并不意味着这部分污染排放不在官方的统计范围以内，在现实情境中的经济非正规性，往往对应着官

3、方没有充足的行政力量去查处和惩罚所有的违规超排行为。正因为执法存在弹性，对某一企业的超标排放是否执行处罚、认定多少，通常来自于环保部门的自由裁量。无论如何，从均值来看，超标排放与污染排放总量高度相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总污染排放强度是超标排放强度的可靠替代变量。同时我们放弃使用环境经济学中常用的某些指标，例如空气中 PM2.5 的浓度，或者卫星观测的 SO2 浓度数据。其主要原因在于空气环境质量和污染排放仍是两个存在显著差异的指标，环境质量取决于污染物扩展条件、城市燃煤、汽车尾气、建筑扬尘等众多因素，并不能直接对应于工业企业的排放行为。相应的，我们构造了“单位工业产值对应的工业二氧化硫(SO2)排放量”来作为基准回归的被解释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还使用了单位第二产业 GDP 对应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确保结论的可靠性，我们也构造了单位工业产值对应的工业粉尘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此外，参考沈坤荣等(2017)，我们构造了污染排放强度总指数(p_to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