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学解释（24页）.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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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从社会矛盾角度来看,美国社会政策焦点高度多元化,重视“中国威胁”的听众数量有限,对反共运动总体并不积极。根据财富杂志2020年7月的调查,在两党和中间派选民中，对外交问题的关注度只有最低的1%- -2% ,远低于种族、移民和枪支管制等话题。因此虽然近年来中国在两党选民中的评价普遍恶化,大多数选民尚不认为“中国威胁”是最急迫的议题,在对抗中国的政策偏好上也存在较大分歧。由于中间派选民和左翼选民对外来威胁关注度不高，民主党政客没有动机附和共和党反华政客,渲染“中国威胁”。对于民主党政客而言,附和“中国威胁论”可能被少数族裔选民指责为种族主义,具有-定政治风险;相反,借“种族歧视”“推诿责任”

2、批判共和党政客的政治收益较高。分裂的民意避免了形成两党反华言论的“军备竞赛”。(二)拜登执政加剧“恐慌”的风险拜登就职后,被认为在中美外交中态度更加理性务实的民主党掌握联邦行政与立法权,但美国社会的反共运动升级风险反而增加。执政权更替造成的斗争态势变化是风险上升的主因,与此同时,中美战略竞争升级也促成反共运动议题建构和社会动员。第一,从运动领袖角度而言,保守派在野进步(温和)派执政的斗争态势更容易出现反华运动领袖。由于民主党同时控制总统席位和国会两院多数，2共和党至少在拜登执政前两年内失去对民主党施政的制衡能力,难以对美国内政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可能将外交作为突破口,效仿麦卡锡参议员

3、和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成员,利用两院立法委员会监督权和公众影响力批判执政党对外绥靖。与此同时，拜登在上台之前就强调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4号称要举行所谓“民主峰会( summitfor democracy)"，此举可能与共和党反华反共人士不谋而合。为了维护自身执政合法性，,争取共和党政客的支持,拜登政府可能主动强调中美对抗,因而陷入与共和党的反华“军备竞赛”。例如,国务卿托尼.布林肯(Tony Blinken) 在接受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质询时承诺,将在中国等议题上支持共和党的强硬主张。D这种现象在两次反共运动期间都曾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政府的间谍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杜鲁

4、门政府的“杜鲁门主义”都是温和派政府在民意压力下展开意识形态斗争，最终形成两党“军备竞赛"的实例。除此以外,冷战时期的民主党总统,如林登.约翰逊( Lyndon B. Johnson) 也曾在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斗争压力下采取强硬外交方略,致使美国陷人外部斗争。拜登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在野反共政客，但仍被指责“不够强硬”,被迫升级中美对抗,形成恶性循环。第二，从议题建构角度而言,随着中美斗争持续并升级,反共运动领袖建构出的“中国威胁”这一概念日 益趋于完备。在拜登任期内,美国反华运动领袖将从至少三条因果链建构“中国威胁”:-一是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威胁”,即“偷走美国的工作”;二是中国交

5、流人员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三是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除上述反华宣传外,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关系所揭示的，地缘竞争为议题建构提供素材。当前中国周边存在多个热点区域,其中部分区域如南海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意义重大。如果这些区域爆发武装冲突,可能将吸引美国社会广泛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去中国”在美国引发激烈政策辩论，最终导致共和党对新政民主党外交官员展开迫害。与之类似,一旦未来美国无法防卫其亚太盟友,美国政坛可能出现对执政党的政治清算,社会也将应激产生排华运动。第三，从听众角度而言,美国社会对华负面观感不断攀升,“中国威胁"议题将日益受到美国社会重视。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为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一个争议性剧目,可能成为导致更多民众参与反华反共运动的导火索。共和党将席卷美国、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建构为中国对美国的“生化攻击”,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政客多次在国际场合宣扬“中国有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