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逆差与美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明确的正相关关系。报告中的数据显示，美国12个月滚动财政支出额与贸易逆差基本同步波动。财政支出扩张时期，贸易逆差扩大；财政支出收缩时期，贸易逆差收窄。

过去五年，美国财政支出和赤字大幅扩张。拜登的四年任期，美国的实际GDP增长了将近16%，名义GDP增长了30%以上，股市上涨了六成，市值膨胀了20多万亿美元。财政扩张是美国经济总量增长最根本的支持因素，也是贸易逆差同步扩大的直接原因。

过去八年中，美国每个月平均贸易逆差从400亿美元扩张到了800亿美元，翻了一倍。这一扩张完全发生在对华直接贸易逆差有所下降的背景之下。如果关税能够解决逆差问题，逆差应该收窄而非扩大。事实证明，关税无法改变逆差的宏观趋势。

如果美国真的要削减贸易赤字，真正有效的手段只有一个——大幅削减美国自身的财政支出。虽然特朗普组阁后其成员提出要削减财政支出，但从美国大选的结果来看，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是削减财政支出的最大约束。

大选中经济成为了最关键的议题，而这发生在美国经济看起来如日中天的时候。桑德斯说“民主党抛弃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随后抛弃了民主党”。在过去全球化过程中内部的“穷人”，特别是那些工作被海外和移民抢走的人，已经开始反抗受益于全球化的精英阶级。

主导人民行为的是利害得失，而不是意识形态。市场竞争中的输家，不会如科斯预言的那样接受不公正的结果，群体行为已经形成对抗市场和资本的政治力量。贫富差距的结构性问题是导致民主党全面败选的核心因素。

特朗普为企业减税和放松监管只会恶化结构性问题，造成垄断企业和底层居民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与解决贸易逆差所需的政策方向完全相反。

总量上财政扩张是过去五年美国经济增长和全球股票市场上涨最根本的支持因素。如果不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大幅削减财政支出，显然会动摇美国经济和股市的根基，并同时造成美国底层民众生活状态更趋艰难。

这样的代价无论是谁都很难承担，因此未来主动引爆这一风险的概率不高。当然，从外交博弈角度看，特朗普上台后也许会利用所谓“加关税”作为谈判筹码，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要挟以换取其他利益，造成短期市场的波动。但从长期看，财政赤字的刚性决定了贸易逆差的结构性存在。

综上所述，在全球供需平衡的框架下，所有的贸易壁垒只会造成贸易流的转换，并不会造成最后结果的改变。中国出口的压力其根本并不在于美国的关税和贸易政策，而在于美国的财政政策。

只要全球贸易的“起点”和“终点”不改变，美国的贸易政策只是市场的情绪扰动。历史的实践结果告诉我们，中国的全球贸易份额并不会因为关税而发生改变。中国制造业经过三十年积累的788万亿规模固定资产构成了难以替代的供给优势。

因此对于中国出口的判断，不必过度关心新的关税要挟。决定出口的核心来自于主导国的财政支出——只要美国财政支出维持高位，美国的进口需求就不会消失，中国的出口也就有了基本保障。在美国国内政治结构的约束下，大幅削减财政支出的政治代价极高，这意味着中国出口面临的外部压力更多是短期的情绪扰动而非长期的结构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