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林牧渔行业“且看种业”系列之一：美国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启示-210929（35页）.pdf

1、2010 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利用自有资金发起了一项关于转基因作物如何影响美国农民的研究，主要包括环境、经济、社会等三个方面。从总体情况来看，与不使用转基因技术的传统农业相比，转基因技术为美国农民创造了巨大的环境和经济收益，而社会效益方面暂时缺少更进一步的研究。转基因作物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要少于传统种植作物对环境的影响。虽然转基因技术所需配套使用的植物保护产品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危害，但这种危害要小于传统种植作物。转基因作物所需使用的草甘膦几乎可以除掉绝大多数杂草，而对动物或者土壤、水质不会产生大的不利影响。但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广泛种植后，一些杂草对草甘膦依赖性增加，降低了其除草效果;抗虫作

2、物只对特定昆虫产生影响，不会对其他益虫产生影响，同时庇护所策略的应用也延缓了关键害虫对 Bt 抗性的进化;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的种植使农民实行保护性耕作来治理杂草，从而减少对土壤的破坏与水土流失。转基因作物为农民提供的利益总体上超过种子、其他相关费用以及额外技术费用的支出。农民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后，产量有保证，生产成本降低，最终收入得到提高。抗除草剂作物的使用降低了除草成本。采用具有高产和抗虫的转基因抗虫作物而减少虫害带来的产量损失，同时也减少了喷洒杀虫剂费用、使用劳动力的花费以及操作设备所使用燃料费用的支出，农民净收入增加。但是高产量和低种植成本所带来的净回报并不总是可以抵消农民所需支付的转基因

3、技术费用;且由于部分杂草、昆虫获得了一定的免疫性，会使得除草剂及杀虫剂成本上升。综合两方面总体上来说，收益会大于支出。另外，具有多种抗虫性状的新转基因品种可能带来更持久的虫害治理成效，同时增加产量的稳定性。转基因作物加强并交互影响着农场主之间的社会关系网、农产品供应链相关利益者以及农场主所在的更广泛的社区。20 世纪以来，美国种子行业经历了从一开始的小型家庭企业，演化到依靠大学科学家繁育种子增加种子供应的模式，再发展到整个市场只有少数几家大型、多种经营的公司垄断的模式。高校对于种子研发仍然在做出贡献，但那些私营种子公司对大田种子市场中受专利权保护的转基因种子的研发和商业化投入了大量资金。所以，

4、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玉米、大豆和棉花的研究都得到了私有企业的高度重视。但大型种子公司并没有将转基因商业化向其他作物上发展，这是因为这些作物的市场容量不够大，无法抵消其必须的研发成本，或出于对有关消费者接受程度以及基因漂流的担忧。公共研发机构仍然继续加强对其他作物的遗传基础的研究。(五)正在孕育发展中的智能育种技术体系目前美国的生物育种产业化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玉米、大豆、棉花等转基因作物种植比率均达到 90%以上。世界种业巨头凭借着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基础等优势，已加速朝智能育种阶段迈进。智能育种(Smart breeding)技术体系，基本定义为利用农作物基因型、表型、环境、遗传资源(例如水稻

5、上的品种系谱信息)等大数据为核心基础，通过人工生物智能技术，在实验室设计培育出一种适合于特定地理区域和环境下的品系品种。智能育种是依托多层面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跨学科、多交叉的一种育种方式。智能育种需要生物育种大数据中心和高度信息化应用方面的支撑。深度融合了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和育种科学的智能育种是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预计在未来 1020 年，智能育种发展的快慢势必成为种业核心价值和竞争力的体现。由传统育种到分子育种，再到智能育种，育种的“科学”成分含量越来越多，而育种的“艺术”成分含量越来越少;实验室基因型分析的个体、品系数目越来越多，而需要在田间测试的个体、品系数目越来越少。从而，育种的预

6、见性、准确性、效率越来越高，实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也越来越高。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原则上，美国主张遵循“可靠科学原则”(sound science principle)，只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证明存在风险并可能导致损害时，政府才能采取管制措施。美国认为，转基因产品和常规产品没有本质区别，监控管理的对象是生物技术产品，而不是生物技术本身。因此，美国对于生物技术的监管体系采用实质等同原则，即只监管具体的终端产品，而不监管产品生产、存在的过程。采用这个原则，美国没有为转基因生物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