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中国限额捕捞（TAC）试点阶段性总结研究——以浙江省和福建省为例（89页）.pdf

1、渔民通过渔捞日志或进出港通报主动报告的渔获物数据，包括捕捞品种、时间、位置、网具、捕捞努力量、副渔获物等，是了解渔业活动的最主要渠道，但经常存在数据不完整或不真实等问题。这些数据需要与其他独立来源的相关信息进行比照和验证，提高其准确性和可信度。渔业管理人员通常会收集以下一个或多个独立数据源：VMS, 海上人类观察员、基于摄像头的电子监测、经销商的交易单或码头监测。本研究显示，渔获量验证机制的设计和实施在三个试点中有很大的差异。受条件制约，福建 4 种梭子蟹试点设计了码头渔获物监测，但没有实施这一举措，也没有使用海上人类观察员或转载船日志来验证渔船报告的渔获量。浙江梭子蟹试点使用了海上观察员，收

2、集了一定数量的观察员日志，但观察员的时间和船只覆盖率较低，不足以用来客观评判渔民记录数据的可靠性。因其高度依赖转载船，该试点设计了捕捞船只与指定转载船的纸质日志交叉核验的机制，但定点转载未得到有效实施。该试点也未实施码头监测。浙江丁香鱼试点中的独立数据源包括全程覆盖的科学观察员、买方 ( 加工船 ) 交易单和船上摄像头。不过，跟两个梭子蟹试点相比，丁香鱼渔获只有一个买方(即加工船)，所以验证相对容易。总之，缺乏独立的渔获量验证，会导致渔获监测出现重大漏洞，并对渔民所报告的渔获准确性和可信度打上问号。不同的渔业通常有不同的管理和科学目标，渔获物数据核验的工作量和可调配使用的资源也是有差异的。虽然

3、各省在试点期间实现对渔获物数据的全面核验是不现实的，但省级渔业部门可以逐步努力，选择合适的一个或多个验证工具，开展核验体系建设。为提升核验效率，可依靠统一的电子信息平台，制定各数据源比对的程序、抽样分析标准，自动化比对，并利用大数据 / 算法进行高风险船只预警。转载船是将渔获物从渔船运往岸上或离岸加工船的运输船。中国国内的外海渔业普遍对转载船依赖程度较高。对在缺乏对其监管的情况下，渔船捕捞的渔获量将无从验证，给渔获量监测体系造成重大漏洞。另一方面，如果能通过跟踪记录转载的对象和渔获量，从而对渔船日志的准确性进行交叉核查，转载船可有助于渔获管理和监测。此外，转载船可以(通过通报或 VMS 数据)

4、提供有关被转载渔获物上岸港口的信息，反过来支持在码头的监测。三个试点渔业的绝大部分渔获物都靠转载船，或者运输到码头上岸，或者(在丁香鱼渔业中)转载到海上加工船上。收集转载数据并与其他来源数据进行交叉核查的做法在丁香鱼试点中行得通，但在其他两个试点难度更大，尚未做到。在福建梭子蟹试点中，至少 30-50% 的渔获量卖给了转载船，二者之间留有内部交易单，其余由捕捞船自己带到港口。转载船无需填写日志。在浙江梭子蟹试点中，至少 80%(通常是100%)的渔获出售给转载船。该试点设计了(与 15 艘转载船)定点交易，这些转载船需要记录和提交纸质日志。但实施结果显示，定点转载船转载记录不全，与相应渔船报告

5、的交易渔获量差别也很大。值得注意的是，试点的大多数渔船都使用了非指定的转载船，而这些非指定转载船未进行任何转载报告。指定转载船制度在试点第二年没有继续。两个梭子蟹试点中，渔民都表示选择转载船时最主要考虑交易价格和是否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因此如果定点转载方案未充分考虑其对渔民习惯性商业活动的影响，可能难以实施。浙江丁香鱼试点比较特殊，勾网船扮演了捕捞船起网的角色，并负责将渔获物起网并转送到海上加工船上，因此，勾网船被要求填报和上报纸质和电子日志。海上加工船作为渔获物买家，也需要填写电子和纸质日志。在这个试点中，渔船、勾网船和加工船是一个团队，以高度同步协调的方式在相近的水域作业，任何船只不能脱离整

6、个船组。这种组织化模式使收集所有船只的日志较为容易。并且，仅有的两艘加工船起到关口的作用，转载船上全程搭载的科学观察员对转载过程的记录是另一个独立数据源，并且执法观察员可对加工船日志与勾网船日志通过无线电在渔季中进行问询比对。目前，转载船与加工船的报告数据非常一致。三个试点的经验表明了对转载船监管的必要性。但在设计转载船监管方案之前，需要了解更多有关转载活动的信息，包括参与转载的船只、卸载的港口、交易习惯等，避免一开始就对商业活动造成太大的干扰而受到抵制。可以通过要求为特定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