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2021（22页）.pdf

1、尽管消费者总有给出差评或投诉的理由，但骑手还是希望能够获得体谅。因为在他们看来，消费者在手机上看到的只是他们作为一个光点在地图上的移动，而他们自己却把送餐过程描述成“九死一生”。由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订单送到，逆行、闯红灯、超速对他们而言是常事。不仅如此，他们一路上还要遭受保安的刁难、警惕交警的处罚，有时还需要给顾客充话费( 如顾客停机) 、买烟、扔垃圾。而冒着生命危险和辛劳赚取的工资很可能因为消费者的一个差评或投诉就付诸东流。因此不难理解，在消费者面前毕恭毕敬的骑手得知自己得了差评或投诉后为何会把不满和怨恨记在消费者头上。又由于骑手总是事后才知道消费者给出的评价结果，因此无法当面表达自己的不

2、满。消费者看似获得了监督与评价的“绝对权力”，却在不知不觉中和平台系统扮演的“管理者”角色一样成了劳资冲突的“替罪羊”。更加讽刺的是，在消费者和骑手相互抱怨的时候，外卖平台公司反倒成了他们之间冲突的“调停者”，因为消费者会通过平台系统向公司投诉骑手，而骑手也只能通过平台系统向公司申诉。控制权重新分配的另一个结果是增加了雇佣关系的认定难度。因为从现有的法律体系来看，平台用工模式既不完全符合“雇佣”范畴，又不完全符合“独立合同工”范畴( 王琦等，2018: 96) 。2015 年加州联邦地区法院判决优步公司与网约车司机之间构成雇佣关系，理由是推定雇主最主要的根据是“对工作细节有控制权”( 王天玉，2016: 50) 。因此判定雇佣关系的关键在于平台公司是否存在对劳动的控制，或者是否获得了骑手的“劳动”对平台“资本”的“从属”( 常凯，2016: 38) 。但由于平台系统和消费者承担了主要的监管任务，控制权的重新分配事实上加剧了雇佣关系认定的难度。因为即便从“工作细节”入手，在骑手的劳动过程中也很难看到平台公司的身影。因此，在遇到工伤、需要找雇主出面时，骑手只能失望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