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外直接投资、贸易自由化与企业研发：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20页）.pdf

1、分处理组的企业样本均为 2006 年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原因在于进行匹配需要利用前一年的企业研发信息，而计算“平均处理效应”需要用到当年的企业研发信息，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缺少 2004 年企业研发数据，因此无法对 2004 和 2005 年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进行研究，而样本中在 2003 年及以前开始进行 ODI 的企业数量很少。12所以，我们将 2006 年开始进行 ODI 的企业作为处理组，从而利用 2005年的企业特征变量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并计算“平均处理效应”。在计算“平均处理效应”之前，我们对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进行了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 8 所

2、示。可以看到，匹配后处理组企业和对照组企业在各匹配变量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两组企业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同时，匹配后各匹配变量的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均小于10.5%，说明本文对匹配变量和匹配方法的选择具有适当性。表 9 报告了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估计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的影响结果。通过表9A 可以看出，匹配后处理组企业的平均研发水平高于控制组企业的平均研发水平，对外直接投资确实促进了企业研发，且估计值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进一步验证中间品进口自由化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我们将处理组企业根据其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所在行业的关税水平，分为高中间品关税组和低中间品关税组，13分

3、别对两类处理组企业分别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并计算“平均处理效应”。表 9B 为高中间品关税组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与表 9A 中的结果相比，此时处理组相对于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不仅在绝对数值上更大，而且有更高的统计显著性。这说明对于面对高中间品关税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更大。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中间品关税较高时，企业难以通过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学习先进的知识技术，此时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产生更为充分的技术溢出效应，更有效地促进企业研发。最后，表 9C 报告了低中间品关税组的估计结果，此时估计的“平均处理效应”数值较小且统计显著性较低，说明对于面对低中间品关税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这可能是因为 ODI 与中间品进口自由化在技术溢出方面存在替代性，当企业可以通过中间品进口自由化获得充分的技术溢出时，ODI 对技术溢出的边际贡献就比较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