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从规模扩张到价值创造：中国银行业二十年演进与中外模式比较——基于“黄金时代”到“新常态”的基本面深度复盘-260124（49页）.pdf

1、盈利能力稳健，但ROE处于阶段性下行区间：中国银行业ROE（9.5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处于中上水平，且历史稳定性最高，体现了强大的经营韧性。然而，近年的阶段性下行表明，驱动增长的核心动能或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杜邦分解揭示，资本约束的强化（RWA/Equity下降）是ROE下行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净息差收窄导致的ROA下滑。行业或已彻底告别依靠杠杆扩张的“黄金时代”。经营模式仍显传统，收入结构优化空间巨大：中外对比凸显了中国银行业对净利息收入的依赖度（(39.92%）显著高于国际同业，而作为金融中介核心能力的体现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7.40%）则明显偏低。这也清晰地指明了未来转型的潜在方向

2、。美国模式（全能型）：长期的经济增长、最高的净息差和均衡多元的收入结构（手续费、交易收入强劲），实现了高且具韧性的盈利。其高管理费率支撑了财富管理、投行等高端业务能力，形成了“高投入、高回报”的良性循环。欧日模式（适应型）：在长期低利率环境下，息差极度微薄。银行业通过大幅增持低风险权重资产（高Asset/RWA）和发展非息收入来适应生存，盈利水平普遍较低且增长乏力。中国模式（转型中的效率领先者）：正处于从“规模驱动、利息主导”向“轻重平衡、多元驱动”转型过程中。虽然利润率与成本控制能力突出，但收入结构仍待优化，未来需在稳固宏观“基本盘”的同时，奋力突破中收“天花板”。未来展望：从“规模银行”到

3、“价值银行”展望未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路径将在宏观经济、监管政策与行业转型中展开，核心是从传统的“规模银行”向现代化的“价值银行”转型。宏观与息差：构筑稳健的基本盘。银行业与宏观经济共生共荣的关系不会改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围绕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养老等领域的信贷需求将提供新的增长点。净息差虽面临下行压力，但将通过负债端成本管控、资产端结构优化（如提高科技、绿色与普惠贷款占比）以及央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控，寻求在新的中枢上保持稳定。这奠定了行业生存与转型的压舱石。轻资本转型：开辟成长的第二曲线。在资本约束常态化与贷款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发展资本节约型业务已成为提

4、升ROE、穿越经济周期的必然选择。国际经验表明，财富管理与资产管理、投资银行、交易与托管业务是未来转型的重要方向。我们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抱有信心，并在此基础上，持续看好中国银行业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与展现出的长期投资价值，维持对中国银行业的“推荐”评级。建议投资者聚焦于两类机构：一是具备强大客户基础、综合服务能力及风险抵御能力的国有大型银行与头部股份制银行；二是在细分领域（如财富管理、小微金融、科技赋能）具备鲜明特色和卓越执行力的优质区域性银行。利率下行超预期导致息差进一步收窄。1.从高速增长到“新常态”：宏观经济周期、政策导向与金融监管重塑下的银行业二十年1.1.

5、银行经营与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和金融监管政策密切相关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载体与传导枢纽，银行业经营情况与宏观经济周期、国家政策导向和金融监管密切相关。首先，宏观经济锚定了银行业经营的基本面，直接决定银行资产规模、资产质量、净息差三大核心指标。经济上行期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需求旺盛，信贷扩张、不良率下行、净息差走阔，银行盈利提速；温和通胀推升贷款利率议价能力，也利好净息差。下行期信贷需求疲软、不良暴露增加，叠加宽松货币政策拉低利率，银行盈利承压；通缩周期企业贷款需求下降银行贷款议价能力下降，也不利于净息差。其次，国家政策决定银行利差、业务重点及发展空间。货币政策方面降准提升信贷投放能力，降息影响净息差

6、水平；定向再贷款、产业政策等结构性工具引导业务发展重点。财政政策方面基建投资等财政发力需银行信贷配套。最后，金融监管政策是银行经营的刚性约束，通过资本、风险、业务等方面划定经营边界。资本监管通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等指标限制风险资产扩张。不良认定、拨备覆盖率等风险监管要求直接影响银行利润表；集中度与流动性监管（LCR、NSFR）分散系统性风险。以上宏观经济、政策导向、金融监管三者也相互影响：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央行通常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加码发力，同时监管部门可能适度放宽不良贷款容忍度、延缓资本补充期限，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创造宽松环境，当经济过热时则反之。产业政策方面，相关部门提出政策导